电影档案：
片名：地道战
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
编剧：任旭东等
导演：任旭东
主演：朱龙广 刘江等
故事回放：
1942年，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高家庄群众在党支部书记高老忠、民兵队长高传宝的领导下坚持斗争。某夜，黑风口据点的日军偷袭高家庄，高老忠为敲钟报警献出了生命。此后，高传宝和新支书林霞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总结了地道斗争的经验教训，带领高家庄人民把原来只能藏身的地道改造成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次年初夏，日伪特务冒充武工队混进庄内刺探情报。高传宝看出破绽，将计就计，利用战斗地道的翻口，将他们一网打尽。日军队长山田纠集几个据点的兵力进行报复，高家庄人民利用战斗地道，沉着应战，狠煞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了全歼黑风口据点的敌人，上级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但狡诈的山田集中兵力偷袭高家庄，企图解救西平之围。高传宝领导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一举拔掉了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又回兵全歼了进犯高家庄的敌人。
摄制故事：
钟是纸浆做的，几层地道是用木板搭成的；“太阳出来照四方”的镜头给任旭东惹来了麻烦，有人揭发说，镜头其实不是太阳初升，而是日落的时候拍的。
卷着裤管、头戴白毛巾的民兵队长高传宝走到门后，双手拉开木门，阳光立即在屋里空地上投射出一片长方形的灿烂地带，高传宝的身影在阳光中渐渐拉长。随着邓玉华富有河北地方特色的歌声“太阳出来照四方……”乍然响起，镜头从迎着阳光伫立的高传宝切换为薄云中一轮半出的太阳，以及晨光下开阔的平原和模糊的树影……
把黑白电影珍藏入青春记忆中的那一代人，无不津津乐道于《地道战》中的这一幕。战斗受到挫折后，高传宝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从毛主席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中得到启发，要把原来只能藏身的地道改造成能藏又能打的地道。一个暗示“毛泽东思想给了人民力量”的镜头能处理得那么美，给了那一代人多么难得的感官享受！
然而，“文革”中，这个片断却给导演任旭东惹来了麻烦。任旭东被指责“反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因为有人揭发说，镜头其实不是太阳初升，而是日落的时候拍的。
“没办法啊，当时交通工具落后，没赶上拍日出，只好用日落画面。”81岁的任旭东笑着说，“没想到这也成了‘罪状’。”
《地道战》1966年公映，3年间印制拷贝2800多部，创下当时影片发行之最；近40年来，影片仍在荧屏上长映不衰。或许原因很简单，作为一部民兵军事教育片，它“革命”，但好看。
1963年5月，总参谋部指定八一厂“以故事片的形式拍一个关于地道战的民兵传统教育片”。带领着八一厂和工程兵共同成立的创作组，导演任旭东走遍了冀中十几个县、几十个村庄，最后来到了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
1943年，高平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刘傻子组织民兵开始挖地道，并逐步把单口地洞发展为多口地道。抗日战争时期的高平村，村里有地道，与其他村之间有“抗日沟”。高平村周围3里地都是日伪军的炮楼，因为坚决不参加“维持会”，这个村时常遭到敌人“围剿”，两年间打了5次仗。在地道的掩护下，敌人每次都被打垮，刘傻子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地道战战斗英雄，高平村成为正定县抗日模范村。
刘傻子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因遭遇敌人“回马枪”而牺牲，但他的英雄事迹，让因为具体战例很少而为剧本犯难的任旭东有了灵感。
“影片放映后，有好几个村子都说自己是‘高家庄’的原型，其实应该是高平村。”任旭东回忆，主要人物是这么设计的：民兵队长高传宝，以刘傻子为原型；老村长和高老忠出场后不久即先后牺牲，是为了表现“愚公移山”的革命事业代代相传的革命精神；女支书林霞，则是人民战争全民性的体现。
剧本写了整整两年，1965年5月电影开拍时，外景地选在了河北省清苑县的3个村庄。“冉庄有条十字街和3棵老槐树，唐庄有3棵古杨树，李庄有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任旭东解释说。
最难的是如何表现地道。
“在地道里拍是不可能的，”任旭东说，“我们采访时，北京郊外的焦庄户只保留了一条地道和一个伪装在石台阶下的射击孔，高平村也仅有一段用砖覆盖过的地道，看上去更像地下排水沟。”更何况，要表现地道的上下层叠、四面延伸，不用特技不行。
任旭东最初的打算是找一片黄土地，切一个断面，挖几层地道。但工程太大，花钱多，只好放弃。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地道战斗网”是这样完成的：摄影棚里，用木板搭成几层楼，塑料片盖在木板上制造出镢头挖土的痕迹，再喷上土色；灯光亮处，即为地道口；镜头一蒙黑，则表现地道之间的土层。
那口让高老忠付出了生命的古钟，堪称影片中的经典道具。剧本里是这样描述它的：“老槐树上挂着一个60厘米高的大古钟，在那烽火的战争年月里，它是战斗的号角。站在树下向上看去，挂在树干上的古钟活像一朵盛开的褐色梅花”。
“树上那个大钟不合理，敌人不会让它存在的。事实上那时都用线拉铃来联络。”在《地道战》的审片会上，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抗日战争中曾在冀中地区领导地道战等游击战斗的杨成武上将对这个道具有点意见，但并不反对艺术加工，“电影上可以表现这个钟”。
“钟是纸浆做的，钟声是后期配音的。”任旭东说。在今天的冉庄，老槐树已经枯死了，用水泥浇铸的树干上挂着的，倒是一口真正的铜钟。
“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好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而优美的旋律往往更成为影片在人们脑海中的载体。
“我很欣赏傅庚辰的音乐。”任旭东对作曲者提出要求，“‘地道战、地道战’两句要‘咬牙切齿’，而‘太阳出来照四方……’要有河北梆子的味道，让观众喘喘气。”
音乐几近完美，但关于两首歌的作词后来却引出了一场官司。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对主题曲及插曲的著作权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歌歌词作者为任旭东与傅庚辰，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歌词的作者仍然是傅庚辰。任旭东却认为自己是这两首歌曲的惟一词作者，“因为当时的行业习惯大都是由导演兼任作词却不署名”。
无论如何，两首歌的词曲皆为上乘，这也是歌曲传唱至今的原因吧。
这是任旭东第6部作品，很多业内人士看后评论说“电影手法流畅，技巧高超”。
事实上，就在被选调入八一厂的时候，任旭东还对电影一窍不通。
任旭东的家乡在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涉县，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心脏和首府。15岁那年，父母双亡、跟着爷爷到处流浪的任旭东，“为了填饱肚子”，参加了八路军“抗日先遣支队”，从此转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场。
“第一次听说‘电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任旭东说，“听说日本人有这个玩意，但从没见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任旭东到南京市里玩，花了两毛钱进电影院看了一场黑白片《列宁格勒之歌》。“开映时关灯，漆黑一片，我四处找电影。”当画面出现在屏幕上，任旭东更疑惑了，“跟真的一样，怎么弄的？”看见放映窗口有光，电影演完后他跑去问放映员“电影究竟是怎么放出来的”，放映员却说“我也说不清。”
1952年7月，任旭东被选入刚刚组建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同其他年轻人一起住在招待所先听课。
关于电影是怎么动起来的，在课堂上老师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晚上拿灯迅速划圈，灯光会形成一个光圈，这叫做“视觉留影”，这就是电影的道理。任旭东这才“大致听懂了”。3个月之后，他就拿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子《班进攻》。
当年的地道所剩无几，而难得的一两段地道，也彻底失去了旧日模样；每天晚上李恒太就用这个大喇叭进行广播，通知大家在老槐树底下集合，准备挖地道。
不走进当年的地道，很难理解抗日岁月的艰难和人民斗争的智慧。
从3月到4月，记者走遍了全国三大地道战遗址：山西省定襄县西河头村、河北清苑县冉庄和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
定襄县在抗战时期是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西线的重要门户，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军事战略要地。战争年代，全县157个自然村就有80多个挖有地道。西河头地道，开挖于1942年，起初只能藏人，到1947年秋，挖成了全长5公里的能防水、防烟、防毒，并由3条自东向西的主干线、52条支线所组成的纵横交错的地道网。
焦庄户位于北京市顺义县东北燕山余脉歪坨山下，这里的地道战是从1943年春开始的。当时只是挖了几个隐蔽洞，能藏一两个人或存放一些粮食等物品，后来民兵们把单个隐蔽洞连接起来，并在地道内安装上翻板、陷阱、单人掩体和暗堡等战斗设施以及十几处休息室和指挥所，供民兵和群众较长时间在地道内进行战斗和生活。到1946年，全村共挖了23里长的地道。
在河北省保定市西南30公里处的冉庄，地道根据战争需要逐步延伸，最后挖成户户相连、村村相通、长达32华里的地道网。地道内有指挥部、休息室、地下兵工厂、囚笼、储粮室、指路牌、陷阱、厨房等。
然而今天，所有这些关于地道的数字，仅仅存在于史料中了。当我们走进三大遗址纪念馆，多多少少有些失望。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地道所剩无几，而难得的一两段地道，往往又在近年“保护文物”的工作中被加大加宽，彻底失去了旧日模样。比如，焦庄户的地道内壁都抹上了灰白色平滑的水泥，而冉庄的一段地道为方便游客参观加高到了1．75米，走在其中竟然有行走于北京地铁通道的感觉。
不过，冉庄，当年《地道战》外景的主要拍摄地，村落和街道都保持了原样。很多地道的出入口就在邻街的房子中或是老百姓的家中，马槽出口，观音庙出口，或是锅台出口。这大概是电影的功劳吧。
纪念馆中有一部土电话，就是电影里高传宝喊：“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用的电话。一根铁丝连着两个竹筒，筒里贴着一层动物的皮，在地道里喊话，清晰可闻。
地道内部的温度比地面凉得多，冬暖夏凉。在一段1．5米高的地道里我们须躬身才能行走，而解说员告诉我们，地道原来的高度才1米至1．5米，宽度在0．7至0．8米左右。地道内墙是土墙，一侧刻有地道原始高度的凹道，我们照此高度试了一下，只能完全蹲在地上才能前行。地道内有指挥部、休息室、地下兵工厂、囚笼、储粮室、指路牌、陷阱、厨房等，功能非常完善，当然，这也是后人的还原了。
战争的故事和痕迹在昔日战场已难寻觅，还好，它们还留在走过战争的老人记忆里。
冉庄一间农舍里，我们见到了抗战时期的武装委员会副主任、92岁的李恒太老人。
“1938年到1942年是最残酷的时期，我们自己偷着挖，为了保命。”李恒太说，那个时候挖地道的主要是“堡垒户”，即那些宁愿牺牲自己也不会出卖八路军的忠诚可靠的家庭。随着局势好转，到了1943年，就可以公开挖了。
挖地道需要很多人，大家都是义务工，一个子儿也不挣，老百姓凡是18岁至55岁的，不论男女都参加挖地道。
冉庄的地道，是从地沟发展来的。“我们把大路从中间一下挖下去，挖九尺五深，大概三米五，宽二尺。为什么挖这么深呢？因为以前挖的地道是四边整齐的。后来，边挖边修，需要弧形的，所以就要挖得更深一些。”挖出来的土怎么办呢？李恒太组织民兵们用细绳把筐子吊在辘轳上往上吊土。吊上的土，洒在两边垫路。这样一来，由于路垫高了，实际上的地道用不着挖到九尺五。封地道口如同修房子加顶，在地沟上面放木头、干柴，然后洒上土，这叫做“篷顶”。“木头、干柴篷的顶不结实，上面一下雨就漏水，一有人有车过就塌了。”
民兵们又换了种办法―――掏着挖。“5个人一组，每天必须平均挖二尺，既省工又省力。”掏着挖的时候，有一个从地面掏进去的口子，这个口子最后也要封上，用土坯垒好，否则容易暴露。
李恒太说，当年打仗，讲究“三通”：房上通，房下通，地道通。打仗的时候，鬼子白天来了，民兵们就上房打，这是房上通；如果鬼子的兵力多，咱们的兵力少，咱们就从下面打―――每家每户都打通墙壁，民兵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在每家之间钻来钻去地打，这就是房下通；地道通就是利用地道的工事，在地道里作战。“鬼子往地道里放过毒，放毒的时候敌人不敢到地道里去，用扇车往里面扇毒气。”让鬼子气愤的是，这毒气扇不进去，“因为地道里面有压力，毒气进来一段又从扇风口出去了”。李恒太说：“毒气没有伤到过咱们一个人，鬼子说，什么仗都好打，就是黑风口的耗子战不好打。”
这“耗子战”，就是让鬼子无可奈何的地道战。
杨成武说，地道战是敌人逼出来的，非搞地道不可；在山岭纵横的朝鲜战场上，将军再次用这种战术演绎出战争史上的神奇。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档案馆里珍藏着1966年1月4日的一份《艺术工作简报》，记录着首长审查《地道战》的意见。
杨成武的另一条意见是：应该描写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情况，说明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这几句话是冀中人民对当时环境的高度概括。地道战是敌人逼出来的，非搞地道不可。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这就是有名的“五一大扫荡”。扫荡后，敌人在整个冀中平原地区挖沟、筑墙，五里一堡，三里一碉。日军组建伪政权、保安队，反复进行清剿、蚕食，疯狂捕捉抗日干部，屠杀抗日群众，以达到巩固对华北占领、掠夺的目的。平原地区没有高山森林，无关可挡，无险可守。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得不想出新的斗争方式。地道战，就是其中的一种。
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领导根据地军民创造性地运用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平原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人民战争的新战法，形成了“层层火阵烧野牛”的局面，为大反攻作战建立起了战略基地。他亲自撰写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斗争》一书，作为秘密文件油印下发，成为冀中地道战指导性文件。
杨成武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个发生在地道的故事：一位姓卢的大娘把八路军官兵和美军观察员杜伦藏进家中地道，前来搜捕的日军剁去大娘4个手指，但她始终没有告诉敌人地道口在哪里。“人民是我们的靠山啊！”杨成武说。
1951年，杨成武率第20兵团入朝参战，在山岭纵横的朝鲜战场上，将军再次用这种战术演绎出战争史上的奇迹。从马蹄形小坑道到Y形、H形、鸡爪形坑道……在他的带领下，坑道从战斗掩体发展成为集作战、指挥、囤兵于一体，由主干、支干、火力点、观察孔、住室、粮弹库、储水池、防毒门等能防、能打、能生活的地下工事，整个大地成了志愿军的装甲。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挖了长达1250公里的坑道，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坑道战使志愿军完成了从带有运动性的机动防御向阵地坚守防御的转变，并减少了一线防御部队。整个阵地战时期，志愿军共歼敌533200人，接近五次战役中总歼敌数的3倍，而伤亡却从运动战时期敌我基本相当减少到2．7∶1。最多时，“联合国军”一日伤亡竟超过5000人。在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小小的坑道更是发挥出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到：“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地道战―――中国抗战的骄傲记忆，中国军民的辉煌篇章。
（专题撰写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陈辉 黄明）